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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网五四时期科跑狗报学何以能够战胜儒学?

五四运动兴起已逾百年。时隔百年之后,有必要更为全面、更加深入地对这场影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运动展开冷静的反思。

胡适1923年在给《科学与人生观》作序时曾写道:“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 []

五四时期,经受过科学大潮冲击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选择了拥抱“赛先生”,以致科学得以冲破儒学的束缚,在中国迅速生根发芽,并快速长成参天大树。科学何以能够在中国迅速战胜儒学,赢得胡适所言的“无上尊严的地位”?

深入考察五四时期科学大潮的特征后不难发现,之所以民国初期“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主要是因为科学与儒学相比在研究对象和宗旨的设定、研究手段和方法的选择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前者明显占有优势之故。

 

1 研究对象和宗旨有别

 

西方科学旨在揭示自然之理,亦即广义的理,中国儒学重在宣扬理,以科学作为学术根基的西学和以儒学作为学术根基的中学在如何看待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一事上存在着明显不同。

在19世纪的西方,自然和社会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则是不能通约的,因此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是故,旨在揭示自然之理的西方科学只以自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由于探究自然之谜,发现自然规律有助于推动人类智识的发展,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造物主博大精深的认识,强化人们对全能上帝的信仰,因此在很多人看来,探究自然之谜本身就是有意义的,至于发现自然规律能否为规范人际关系、确定社会规则提供借鉴则并不是最重要。[]这一点,人们可以从微生物学的发展过程中看得非常清楚。无论是17世纪的列文虎克(A.van Leeuwenhoek),18世纪的穆勒(O.F.Müller),还是19世纪的巴斯德(L.Pasteur)、科赫(R.Koch),20世纪初的埃尔利希(P.Ehrlich),都只是就事论事、就物论物。[]对他们来讲,揭示微生物世界的各种奇特现象,探明各类微生物的活动规律本身就很有价值,并非只有将所揭示的自然运行规律用于揭示社会运行规则才有意义。

与主要探讨自然问题的西方科学不同,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主要探讨修身齐家、经邦济国问题,也即伦理和政治问题。修身、齐家是为了能够治国、平天下,因此它对社会中的每个人来讲,都极其重要。修身、齐家的前提是诚意、正心,诚意、正心离不开格物、致知。借用朱熹的话来说就是,“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儒家强调的格物致知,关键在即物穷理,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通达伦理,即明了物理是为了通达伦理。至于即物穷理、格物致知的方法则是从身边的一草一木,一书一事格起,且主要依靠类推和顿悟。[]

本来,学术是以物理作为中心问题还是以伦理作为中心问题,只不过是彼此关注的焦点有所不同。但是,当一个社会以主要探究物理问题的科学作为学术根基,另一个则以主要探究伦理问题的儒学作为学术根基时,两个社会的学术范式就在如何看待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上出现了反差。

如上所述,以儒学作为学术根基的前现代中国学术并非毫不关心对自然的探究,问题在于,这种学术把伦理价值判断渗透到了自然探究之中。因此,在很多前现代中国儒家学者那里,自然并非是与社会对立的存在,而是一种包含着诸多价值意蕴的存在,这个存在既有物质也有精神。换言之,他们所说的自然是被社会化了的自然,社会是被自然化了的社会。[]例如,董仲舒就认为,天地有上下之别,人间有尊卑之别。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合于天道的伦理范畴。朱熹也视君臣伦理为先天既定,认为:“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

由于天人合一,自然和社会纠缠在一起,因此前现代中国的儒家学者在探究社会伦理问题时不能不省察自然秩序。天无二日,于是国就不应有二主;自然界中天在上,地在下,亦即自然有上下之别,于是社会中的人就应有上下、尊卑、贵贱之分,否则就违反了天理人道。从自然秩序类推出社会秩序,暗含着一个前提:自然秩序是构建社会秩序的基础,天道和人道、物理和伦理是相通的。问题是,这种类推不合逻辑,因为空间意义上的上下关系和价值意义上的上下(尊卑、贵贱)关系之间并没有可比性,而且视天地为上下关系这种自然认识本身也有问题。将社会中的等级观念投射到自然,按照等级观念来把握自然秩序,然后再将这种自然秩序反推到社会,进而认为等级制社会秩序具有合理性,这是一种“同义反复”。产生这种“同义反复”的深层原因在于未能对自然和社会进行严格区分,模糊了物理和伦理之间的界线。